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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这样的评论才是对行政机关所持立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的：它们确实提出了与行政机关决策相关的观点，并且，如果该观点被采纳的话，行政机关拟议的规则就必须修改。

实践中, 一方面代表的对应理论存在局限性, 事实上代表既涉及与其他代表人间的协商过程, 又需要与公众意愿相对应, 而且由代表所通过的法律是与所有公民捆绑在一起的, 而不仅仅是那些支持代表人的公民[12](P.8)。代表是选举产生的, 代表是人民行使主权权力的中介、表征和行动[12], 代表以选举为进退, 具有政治性, 其人身和言论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特别保护, (1) 可见代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2012年9月, 珠海市横琴新区成立廉政办公室, 下设综合部、纪检监察部、审计监督部、反贪污贿赂和反渎职侵权部等4个部门, 横琴新区不再单设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部门机构, (2) 这是整合反腐败机构的一种尝试。摘    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活动原则下, 监督权承载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现代治理功能。中共十八大以来, 我国推行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层原因是, 权力运行中出现了行政权过于强大, 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权力过于强大的问题, 而现有的立法权、纪检 (行政) 监察权、司法权和人大监督权的制约力或有限, 或缺位。故此, 作为限制权力的根本大法的宪法, 其词源constitution便是组织、构造的意思, 表示事物的结构以及组织方式[4]。

一是, 对人大选举或决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1) 马怀德教授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各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各级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各级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民主党派各级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内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共九类[13]。于古罗马时期就获得成文法地位的民法，在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时走向了没落，彼时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以禁欲、禁商为特征的宗教伦理。

一、编纂《中国商法典》的价值和意义 (一)商法典是世界列强兴起的制度基础 在世界历史上，商法典不仅早于民法典创制，是推动民法典制定的重要因素，更为世界主要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近现代大国的崛起几乎全部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而近代商业文明又以商法文明为根基，商法的精神铸造了商人精神，建立在现代商法原则之上的商人与商人的关系、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商人与官员的关系、商人与宗教的关系、商人与社会的关系、商人与公民的关系等等，构建了现代社会的商业文明，构建了商业文明时代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奠定了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现代精神。美国斯托里法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曾说过：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得不到保护，其他所有权利都将变得毫无价值。从主体制度上来看，公主体在商事经营活动中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是商事活动中的重要主体。

对此，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曾说过：保证文明、进步和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企业家和企业享有尽可能多的活动自由，最大范围实现个人主义。从微观上而言，规范重复设置彼此冲突，不严谨、不协调，造成商事交易与商事司法的困境，因此，编纂商法典首先要构建中国的商法体系。

其次，当人们从立法与实践的互动上观察问题时会发现，仅完善现有以不同商事领域为规范对象的法律还不能达到完善商法的目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事法律，商事监管法和商事竞争法也都应纳入商事法律汇编体系中，构建以商事通则-商事单行法-商事监管法—商事争议解决法为框架的商事法律体系。要使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获得域外认同，我国所提出的规则必须在洞悉市场法律、了解国际贸易现实的基础上契合国际背景，符合当代商事法律特征。因此，商法典的积极作用不仅在于调整商事法律关系发展一国商业，更在于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促使一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乃至政治大国。

商事实践还需要一些对分别以不同商事领域为规范对象的法律有统率意义，或虽无明显统率意义但具有个别领域特征的单行商事法律所不能包括的规范，而这正是我国商事立法中的重大空白。鉴于日本著名学者我妻荣已经对该八大理由逐一展开了批驳论证，[1]且本文持赞同意见，故不再赘述。1794年出台的《普鲁士普通邦法》更是几乎包含了所有商事领域的基本规则，1847年的《德意志统一汇票和本票》使德意志各邦国商事法律的统一取得实质性进展，各邦国商人在此中间因为贸易联系的不断增强而迅速团结，出现了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前各邦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了统一的局面。填补这一空白的可行路径便是制定中国的《商事通则》。

这些制度如何安排，安排的必要性等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2}谢怀縂：《外国民商法精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商事行为 【全文】 在编纂《中国民法典》的同时，中国需要编纂一部《商法典》，这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法制进步的需要，更是倡导一带一路的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将商纳入法制的轨道，运用商事法制培育现代商人精神，规范商人行为。

因此，在当下中国制定一部包罗主要商事单行法的商法典，至少需要面临立法技术上的统合难度。个人被赋予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和契约订立权。正是该民商不分的立法理念使我国民商事领域没有准确的分工，大量的经营行为被政府官员、百姓、事业单位等认为是民事行为，整个社会出现了全民经商，营利与非营利行为区分模糊与混乱，更使犯罪现象大量出现，权力腐败比比皆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战后商业经济的崛起乃至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和贸易规则的制订者，《美国统一商法典》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分工是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分工在经济学上是不同行业的配合，在法学上则是不同部门法制度的建设，既包括行政法、刑法等公法制度的完善，也包括民法、商法等私法体系的健全。世界历史所展示的共同智慧和当下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及社会变革的现实需求，使法典化的呼声自中国商法研究起步起就不绝于耳。

[7]新时期下的中国，必须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良好的商事法律制度来回应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该难题障碍重重，需要一定程度的经验积累，会导致商法典编纂的时间延迟。

第一，作为商事基本立法，中国商法典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创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商事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促进中国商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融合。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合理地运用了商的特殊社会发展功能，这就是：张扬商的社会积极功能、抑制商的社会消极功能。

笔者认为，面对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转型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竞争与冲突的格局，商法典的制定是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稳定有序发展、保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创新工程。作为现代的商事立法，商法典既要关注商法的私法属性，更要看到商法的强制性。

因此，当下的中国，需要制定规范和引导商人和商行为的商事基本法典，使《商法典》成为构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坐标。不过，上述国家依赖于卓越的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实行的都是法律的强制输出，现阶段我国只能通过商事法律的国际趋同，以国内商事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获取域外国家的认同，进而激发外国对我国法律的自主趋同，最终实现法律制度的输出，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国构建国际经贸合作保障体系的必然选择。于是乎本国的商业开始超越国界，商业贸易扩张带来了15世纪新航线的开通，此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早期商业大国，率先成为殖民掠夺的领跑者，世界列强的殖民统治无一不是商业无限度扩张的结果，乃至发生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因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分配资源而掀起。我们崇尚正义和法制精神，但社会民众的价值判断更崇尚利益。

第二，作为现代的商事立法，中国商法典既要关注商法的私法属性，更要看到商法的强制性，以商业伦理为出发点维护商事交易中的公平正义，平等保障参与商事交易的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维护经营者利益的同时，关注消费者利益，彰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商法典所构建的商事责任制度既要确立严格的法定责任，更要在尊重商事交易自由的前提下，肯定商事主体在法律框架下创设商事责任的合法性。

而这一切都与我国没有独立的商事法律制度，欠缺规范商人行为的法律，以至于无法形成明确的国家分工有关，因此，扭转该局面的突破口便是商法典的制定与出台，使得商法能够脱离于民法，并通过制度的健全保障商业领域社会分工的发展，进而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健康前行。[9]王建文：《中国商法立法体系批判与建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这些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令我们思考商业繁荣背后的制度缺憾，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和重新评估我们现行法律制度构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民商不分，缺乏商事基本法，商人创新精神缺乏商事基本制度保护，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也缺少商事基本法律制约。这一问题在大陆系国家商法体系中始终存在争议，主要表现在是否将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保护等单行法纳入商法典的争论之中。

【摘要】 在编纂《中国民法典》的同时，中国需要编纂一部《商法典》，这是维护国内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稳定并有序发展、保持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创新工程，也是保证我国实现《民法典》编纂价值目标的关键。就共同点来看，传统商法具有两个特征。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经贸合作，该战略横跨亚、非、欧65个国家，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大相径庭，法律制度又各有差异，要保证该倡议的顺利推行，我们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这是近现代大国崛起公开的秘密。全面展开现有商事法律制度的整理汇编，即完成《商事法律汇编》。

(三)编纂《商法典》 法典化的系统编纂是商法最高层次的形式理性，商事法律汇编仅是将我国的商事单行法模式过渡到商法典模式的中间路径，一旦我国通过商事法律汇编形成较为系统的商事法律框架体系，社会商业伦理秩序趋于稳定，我国仍然应当制定《商法典》。这一问题反映在立法体系上，集中表现在商法典是一部纯私法还是兼容私法与公法。

是一部仅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还是既调整平权关系，又调整监管关系的法律。[6]在传统商法视角里，如何保障私有财产权的行使是民商事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宗教伦理得以取代民法成为世俗社会的基本规则源于日耳曼人的入侵，政权的更替抑制了古罗马民法的延续，但却为商法走向系统化、体系化提供了政治基础。[5]何勤华、李秀清主编：《外国民商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页。